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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法经济发展!经济的幸福转向

导读:主要论述了心法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相关参考文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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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 社会科学教育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幸福作为最高的善,既是政治学追求的目的,也是好生活与好行为的有机统一.幸福感和幸福指数则是关于幸福的操作性定义,分别代表个人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和国民幸福的评价指标.经济发展与幸福生活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复杂性的合力关系,因而经济发展人民未必幸福.要使经济发展与民众幸福的正向作用更为突出,政府组织必须施行更具包容性的以GDP和GNH为主要内容并有机结合的幸福新政,国民个人则必须学会使用重构认知、管好欲望、善用社会支持等幸福心法.经济发展;幸福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4-0145-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0zd&,048)

龙柏林,男,博士,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从温总理的“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到广东提出的“建设幸福广东”,从哈佛大学积极心理学课程的“幸福大讲堂”到斯蒂格利茨与阿马蒂亚·森等完成的“对我们生活的误测”的研究报告,一场以幸福为主题的国内外话语革命正在到来,人类幸福和尊严的人文主题得以高度关注和彰显.经济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GDP指数的不断提升这样的硬发展在今天看来似乎变得越来越没道理,大量的生态环境恶化与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趋于严峻的腐败与大量群体性事件的涌现、系列的诚信危机与信仰贫乏等现象都在印证当前发展的缺陷.这样一来,是不是就不要经济发展了呢?本文给出的回答是仍然需要经济发展,但经济发展不能在物化发展中迷失了幸福的终极方向,必须实现经济发展的幸福转向.

一、引言:何谓幸福

何谓幸福?《百度百科词条》的解释是:心理欲望得到满足时的状态.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新华字典》的解释是:幸福就是生活、境遇称心如意.于正常人来说,幸福在客观上总是受人欢迎的,没有消受不了的幸福,只有忍受不了的不幸.关于幸福的定义还可以继续列举,本文倾向于回归到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论述的基础上来进行诠释性分析.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这样说道:“既然一切知识,一切选择都是趋于某种善,那么政治学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行为所能达到的一切善的顶点又是什么呢?从名称上说,几乎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是幸福,不论是一般大众,还是个别头面人物都说:生活优裕,行为优良就是幸福.”[1](P5)在此基础上,可以对幸福的理解做出几点分析:一是幸福是最高的善,也即至善.也就是说,幸福具有自成目的性的特性,它无须通过别的什么来予以证明,因而免除了各种各样的计较,不管是自私的还是无私的计较,成为了幸福公理.“幸福公理可以表述为:假如一个人的某个行动本身是自成目的的(autotelic),并且这一行动所试图达到的结果也是一个具有自足价值的事情(autarkeia),那么,这一行动必定使他获得幸福.”[2]由此可以得出财富、权力、声誉、名声等只是第二或更低一级的善,相对于幸福这一至善来说只是手段而已.问题是,谁配得上幸福,幸福在现实生活世界是可能的吗?“德福统一不必求助于上帝,在此岸的现实世界里,通过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同发展,以及个人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精神境界的提升完全可以实现.”[3]因此,政治的善治与个人的德行便是达成现实幸福的重要条件.二是幸福是政治学的目的.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可能会走不同的通达幸福的道路,甚至会在此过程中付出沉重的代价和出现偏离幸福的行为选择,但这只能说明他们对达致国民幸福的理解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与问题.政治学追求的真正的善治,就应该为实现幸福而承担责任.这样一种追求的目标也应成为政治学的共识.三是幸福是好生活和好行为的统一.幸福不能只关注生活优裕的结果,也应该关注行为优良的过程,是结果与过程的德福有机统一.事实上,如果只是结果幸福而追求幸福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这样总体的幸福会被过程的痛苦大大抵消.相反,如果说幸福只是过程而不关注结果,就好比过把瘾就死那样,幸福未免流于肤浅.所以,必须把幸福放到过程与结果的整体上来思考,这才是幸福的内在诉求.这样的幸福需要个人作出自己的努力,如果不能追寻和感受幸福的所在,那么再好的外在条件也只是一种空置.由此,好生活与好行为的德福统一也是个人的一种重要的能力.即幸福是个体的一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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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为使幸福变得可以研究与观测,就必须对其进行可操作性地定义.瑞士学者布伦诺·S.弗雷和阿洛伊斯·斯塔特勒在他们的著作《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中进一步将幸福概念二分为主观幸福和客观幸福,主观幸福是个人对其生活满意度和幸福度的指数,可以通过问卷的形式来获得;客观幸福则是通过大脑释放的多巴胺等快乐基元以脑电波的方式来获取,是生理性的研究方法来证明的人类幸福状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切入的视角更多是主观幸福.幸福感便是在此基础上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性心理指标,是指人们对自己生活的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包括生活满意程度、积极情绪体验与消极情绪体验等因素,具有主观性、整体性和稳定性等特点.如果再将其放置在政府组织层面来进行操作分析,那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幸福指数这一词汇.幸福指数是一套评价国民幸福的指标体系,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具体感受和体验,是执政价值追求与政治绩效实现程度如何的重要检测渠道.

一句话,不要将幸福、幸福感、幸福指数等简单混淆起来,更要理解它们作为概念群的内在粘连关系,为更好地对幸福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做好铺垫.二、经济发展,民众就幸福吗?

追求经济发展,毫无疑问是当代中国的一套重要的意识形态话语.但问题是经济发展并非国民的至善追求,很大程度上它只是达致国民幸福的重要的中间环节与手段.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言:“对发展的恰当定义,必须远远超越财富的积累和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其他与收入有关的变量的增长.这并非忽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是我们必须超越它.为了更充分理解发展过程,需要对发展的目的和手段进行考察和审视”[4],在此基础上森认为必须以自由看待发展,经济发展是为实现人的发展、人的福利和自由服务的.类似地看来,我们这里切入的角度是以幸福看待发展,经济发展所创造的财富相对于民众幸福来说只是工具性的范畴,幸福才是终极性的目标追求.这样一来,在工具性手段与终极性目标之间就存在着不完全等同的可能性空间.

2010年10月18日《生命时报》报道,荷兰伊拉斯谟大学曾对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进行了3次调查,其中,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到了2009年12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的幸福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现在中国人没有以前快乐了.这里自然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经济发展与民众幸福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应该说是很有影响的一种答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引发了一个令人迷惑的重要问题:为什么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而这就是“幸福—收入之谜”或“幸福悖论”的表现.由此对现代经济学构建于“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这样一个核心命题之上的假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收入水平与幸福和快乐并不成正比,是经济数据的统计方法出现了问题,还是幸福与快乐自身出现了问题?无独有偶,澳洲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也针对东亚国家和地区不仅有高收入水平而且具有高增长率,但却比其他地区幸福水平低的情况提出了“东亚幸福缺口假说”.更有甚者干脆提出经济增长与幸福没有关系.比方说,弗兰克在他的《奢华热》中强调,持续增加的收入和消费与幸福之间没有关系.Carol Graham 也在有关研究中指出,跨国和跨时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增加和平均幸福水平几乎不相关或即使相关也很小.总之,他们认为在统计世界里,幸福快乐统计和国民经济统计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几乎没有交集.经济数据之所以背离民众幸福感不是宏观数据的计量方法出了问题,而是我们错误地将宏观经济数据的统计当成了幸福与快乐的统计映像.其实,上述观点只是反映了二者关系的一个侧面,也告诉我们用简单的线性思维切入这样复杂的问题无异于盲人摸象.笔者认同宋圭武先生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既不是没有关系,也不是简单的成正比或成反比或是先升后降的关系.其具体关系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既存在提升国民幸福水平的因素,也存在减少国民幸福的因素,同时,除经济增长以外的其他许多因素也对国民幸福有重要影响.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最终取决于诸因素的合力.”[5]具体到中国来说,经济增长既有提升民众幸福的作用,但是长期的经济增长与收入递增容易使人民变得麻木起来,产生边际效用递减,甚至还会出现物质主义的反作用效果,导致越看重钱的人生活似乎越不满意,无止境的欲望膨胀黑洞使人们很难产生满意和幸福感.除此之外,经济发展了,收入增长了,但身边的生活物价特别是房价出现了飙升,这样抵消的结果会使民众的实际购买力未必提升了,生活幸福的经济能力未必得到了提高.还有收入蛋糕做大以后出现的分配严重不公现象也使国民整体幸福有所影响,形象地说就是“张家有财一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个个都是张百万”.所以单纯看国民生产总值或者平均工资增长并不能代表国民幸福整体水平的提高,有可能因为分配不公正而出现心理失衡、牢骚满腹等反而使幸福感降低.更为重要的是,幸福感的获得不仅仅是经济单一变量能说明得了的.“因为总的GDP数据中包含的信息与为普通人带来幸福的因素之间有越来越大的差距.这意味着,要致力于建立一种用着眼于幸福的衡量标准和记录可持续性的衡量标准来补充市场活动衡量标准的统计系统.这样一个系统必须、必然地,由多个衡量标准组成——因为单一的衡量标准无法概括像社会成员的幸福这样复杂的事物,我们的衡量系统必须包含一系列不同的衡量标准.”[6]也就是说,幸福不是单数型的经济概念,它是一个复数性的包含着多维内容的概念.因此,经济增长与GDP数值并没有包含家庭的和谐、健康、教育、休闲和我们生活的环境优美等一系列的变量,而这些变量却是考量幸福时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维度.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经济发展人们未必幸福的结论.如果要讲得再具体一点,那就是从“合力论”出发,当正向作用大于负向作用时,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就是一种类似正相关的关系.当负向作用大于正向作用时,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就是一种类似反相关的关系.各种因素的作用的动态变化,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就会表现出错综复杂眩晕式的变化特征.所以说,要使经济发展与民众幸福的正向作用更加凸显的话,就必须在幸福的复杂性关系上进行优化,幸福新政与幸福心法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两大优化变量.

三、幸福新政与幸福心法

既然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是一个复杂性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线性思维能概括得了的问题.所以,要实现经济发展的幸福转向,按照上面合力论的观点,我们认为在当代中国必须开启与健全促进国民幸福的双翼,那就是政府组织层面的幸福新政与个人层面的幸福心法.

追求幸福是政治学的重要目的.在当代中国,一方面政府确实担负着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责任.但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却无形中走进了经济发展本身成为重要的市场意识形态的迷丛.怎么办?政府在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推进中它的下一站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转向幸福.也就是政府层面要把打造幸福生活国土作为自身执政的内在追求.2003年,国际社会发现一个新的国富标志:GNH(Gross National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在此之前,GDP一直是公认的国富标志.最早提出GNH并付出实施的是不丹国王,他认为社会发展目标不单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其最终目的是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因此,不丹政府采用国民幸福总值GNH代替了GDP.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这个仅有700万人口,年GDP只有10亿多美元的贫穷小国,国民却乐观开朗并自我感觉幸福,从而在幸福国家的典范里开创了“不丹模式”.那么,中国进行幸福新政是否就可以简单参考不丹模式呢?至少这样的考虑未免太过单一而缺乏系统配置的整体思维.“对中国而言,不能简单地说GNH可行或不可行,我们应该遵循中国改革的基本思路,获取知识,将其本土化,并有所创新和总结.第一,从外部获取知识,因为这一创新知识来自于国外.第二,使这种知识本土化.第三,多实践,多创新,最后把它总结为全国性的标准和导向指标,进一步推动我们的实践.”[7]所以,必须根据中国国情进行诠释性创新,应防止滑落到用GNH简单取代GDP的做法.其实,幸福指数的引入并不是不要GDP,而是要从GDP崇拜中解放出来,更多关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民生感受与民众生活质量.事实上至少在现阶段看来,经济发展仍然是夯实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之一.那种将GNH和GDP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统筹兼顾原则的,幸福新政应寻找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以GDP和GNH为主要内容并有机结合的政绩衡量新框架.当然进一步的追问是二者谁的权重更大和谁更具优先性,至少在全国一盘棋的整体上不能搞“一刀切”,毕竟不同省份和地区的初始条件千差万别.另外,幸福新政在操作层面上还可以做如下一些考量:一是如幸福广东指标设置那样(尽管你不一定完全认同其中的具体做法),幸福新政应是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两大部分的有机统一.前者包括就业和收入、教育和文化、医疗卫生和健康、社会保障、消费和住房、公用设施、社会安全、社会服务、权益保障、人居环境;后者包括个人发展、生活质量、精神生活、社会环境、社会公平、政府服务、生态环境等,并且进行地区差别化评价来杜绝“一刀切”现象.二是应注重民生服务和民主发展的两大重要内容.也就是说,除了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外,还要在民主建设上尽量满足民众自由、平等、参与等政治需求和社会需求,切实履行好对人民幸福生活负责的政府担当.三是既需要政府积极的作为,也需要政府消极的不作为.政府如果不能为绝大多数人追求幸福创造条件,那将是政府的失职;相反如果试图超越自己的能力而不顾及和了解国民的真实心愿去替公民做幸福的选择,那将易蜕变为幸福的“作秀”,这样的做法有可能适得其反.当然,如何把握上面的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民生服务与民主发展、积极作为与消极不作为等关系,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可以说,幸福新政的未来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斟酌与细化.

如果说幸福新政是旨在让人民生活幸福起来;那么,幸福心法则是在自我控制向度上做文章,希冀人民如何让自己幸福起来,最终通往幸福人生的港湾.在经济发展的幸福转向主题下,人民作为幸福生活的主体必须在场并充分调动自身有所作为.幸福心法毫无疑问是人民主体习得幸福的重要路径.

(一)幸福心法一:重构认知,改变行为.曾有一个故事说,一位母亲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卖雨伞的,另一个是做米粉的.这个母亲心理总是不快乐,因为下雨天担心米粉晒不干,天不下雨又担心那个卖伞的儿子没生意.后来经邻居阿姨提醒,这位母亲重构认知,心想下雨天卖雨伞的儿子生意就好,不下雨的时候做米粉的儿子生意就好,因此无论下雨天晴,咱家天天都有好生意,于是在行动上变得天天开心起来.所以说,人不是直接受事情困扰,而是受到他们对这些事情认知和看法的困扰.特别是在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后,要学会重构认知与编辑快乐,反驳自己的悲观想法,形成正向的自我激励,养成乐观的解释风格和行为习惯,让自己幸福起来.

(二)幸福心法二:管好欲望,放大幸福.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从经济学角度也给出过一个幸福方程式:幸福等于效用/欲望.这个公式说明,当效用一定的时候,欲望越小,人们感到越幸福.时下被世人誉为“离世界最远,离天堂最近”的不丹王国,尽管经济落后,但依然能够在全球幸福地图排名中挤进前十位,除了政府早在1998年提出国民幸福总值的战略性概念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幸福奥秘就是佛教信仰下的净化心灵与管住欲望提供的精神抚慰,开启了幸福最大化又一典范.其实,当人们的外在环境一定并暂时无法发生突破性改变时,这种调整自己欲望,也是现实层面实现人生幸福最大化的不错路径.中国古代在孔子与颜回的对话中其实也彰显了这样一种人生幸福生活的重要智慧.“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意思是说,颜回平时的生活,不过是一盒饭,一瓢水,住在破旧的巷子里,别人禁不住那种忧愁,但颜回却能自得其乐而不动摇,颜回真是有贤德的人呵!在孔子那里,“安贫”进而“乐道”的德性幸福又何尝不是一种管理欲望进而让德性精神放大主体愉悦体验的重要典范呢?因此人们在环境既定而效用不变的条件下,人不能被自己的欲望绑架,做欲望的主人,适当控制物质欲望的增长,设置合理的生活目标,也是使自己幸福的方法之一.

(三)幸福心法三:善用支持,提升幸福.社会支持通常是指来自社会各方面包括父母、亲戚、朋友、恋人等给予个体的精神或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很多时候,作为社会人不能把自己孤立起来孤芳自赏或独自郁闷.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说一个无人分享的快乐绝非真正的快乐,一个无人分担的痛苦则是真正的痛苦.要提升幸福感,个人必须发挥主体作用,激活社会支持网络.善于运用社会支持网路,可以发挥正向快乐情绪的放大器效应和负向消极情绪的缓冲器效应.曾有一位企业家身价过亿,在常人看来他应该很幸福,可他说他很不幸福,特别是逢年过节时痛苦感更强烈.为什么?因为事业成功的背后没有处理好与家庭的关系,导致妻离子散,所以他说没人分享的成功是自己最大的不幸.因而善于运用社会支持,通过支持网络的肯定与赞赏,增加自身的喜悦感和自尊,从而起到幸福放大的效果.同样道理,当人们面临生活不如意或困难时,不必总是一味自己独自面对,应学会运用社会支持网络.比方说,学会向朋友寻求资讯信息帮助或者向朋友进行倾诉交流,都有利于缓解痛苦和不幸.这个时候,人们会在心理上自动生成这样一种理念,即不幸和困难不是一个人独自面对,而是身后拥有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一起应对,自然会对不愉快的负向心理刺激起到缓冲器的作用.可见,无论是放大器效应还是缓冲器效应,都表明善于运用社会支持系统是倍增幸福与减少不幸的重要方法.当然,幸福心法还包括善于运用社会比较理论、充分利用适应性理论、期望值管理等方法来提升幸福感.

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第88期 一带一路助推中亚经济发展

总之,幸福新政的一系列理念和措施能不能让人民最终幸福起来,不仅仅是政府单方行动的结果,还需要每个个体积极修炼幸福心法.只有幸福新政和幸福心法双轮协调与有机联动,经济发展的幸福转向才会最终得以更好地实现.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 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一种关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 张茂坤.论康德“至善”的幸福观[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4] [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 宋圭武.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J].中国社会导刊,2007(8).

[6] [美]斯蒂格利茨,等.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M].阮江平,王海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7] 沈颢,卡玛·尤拉.国民幸福:一个国家发展的指标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彭介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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